鲁网12月27日讯 对每一位法院人而言，入额，是心中至上的荣耀。
经过前期报名、资格审查、业绩考核、民主测评、笔试、面试、公示等遴选环节的层层筛选，今年临沂市兰山法院共有12名同志成为入额法官。他们是王伟鹏、王军霞、王硕、孙晓梅、李艾忠、李晓菲、杨翠云、郭超燕、梁文君、彭洪荟、程玉、路东昌。
对新入额同志来说，未来的路，才刚开始……他们将一如既往的坚守法治初心，牢记担当使命，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
日前推出“2020兰法新入额法官”系列，陆续为大家展现新晋员额法官对法治、对工作、对生活的所思所感。
故事是从法庭开始的。2010年我毕业后考到法院，成为全院年纪最小的新兵蛋子，很快被分到不远不近的义堂法庭。那时候法庭还有个小院子，院子里养着一条名叫“追风2号”的狗子，之所以叫“2号”，据说是因为“追风1号”在更早的几年前已经被养死。几年后春节期间的一个月黑风高夜，追风2号也被狗贩子给夹走了。我们经过研判，一致认为“追风”这个名字不吉利——有点早晚要离开的感觉——于是大家商量着再养狗的话得起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但不久后法庭搬到西外环，没了院子，养狗也就养不成了。如今一晃十年，我才意识到追风而去的不只是狗子，更是点点滴滴的岁月。
老义堂法庭，作者摄于2013年
离开义堂之后去了研究室，那是2016年的夏天。这时法院已经搬到了沂蒙路，所以严格来说我从来没有在红旗路老法院办公过，对那个老院子为数不多的印象，一是大白天我曾在那里被偷过一只电瓶，二是有一天下班之后在里面相过一次亲（捂脸）。在研究室的三年半过得特别快，做了几件想做但最终也没能做成的事，留下了80多万字的文字材料，我把它们视作自己的《西游记》。
位于红旗路时的老兰山法院
而这三年半正好是法院大刀阔斧改革的时段。因此调到执行局后，恍然有一种“洞中仅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纸质卷宗没了，人员搭配方式变了，以前积累的办案经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一切似乎都要从零开始。
但执行工作的魅力就在于，它会把你逐步介入到陌生人的人生之中。几个月来令我印象最深的当事人是75岁的老石，几年前他的儿子因事故死亡，因为自己不会用银行卡，于是把30多万元赔偿款寄存在一个亲戚的账户里，结果被这个亲戚挪去做生意，最后赔了个精光。还有为了40万继承款打了3年官司的陈氏兄弟、整天催促我拍卖她前夫房子的王家大姐……作为法官，我们与当事人原本素不相识，却最终为他们殚精竭虑，有的案子办得酣畅淋漓，有的案子也只有无能为力。
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很难否认自己的世界观会被改变。比如我的助理小张同志就经常自述婚姻观发生了崩塌，因而沉湎于单身生活不能自拔。不过我更倾向于是过分频繁的相亲导致了他陷入选择恐惧症。面包会有的，爱情也是。
我曾试图设想一种“天下无讼”的社会状态，却被我的两个孩子拉回现实，他俩每天都有打不完的“官司”：一个玩具是谁先拿的谁去抢的、打架的时候是哪个先动的手、睡觉的时候是哥哥先睡还是弟弟先睡……总会有一个来找我告状，而这种“家事纠纷”一旦解决不好就会一个哭一个闹，都觉着吃亏的是自己。由此我得出以下结论：纠纷是无处不在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居中裁判”很多时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让双方都对你满意；“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存在于经书里，不是所有矛盾都能得到圆满解决。而我们这些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至少让双方感受到“程序公正”，在审判中“兼听则明”，在执行中“措施穷尽”。
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我愈发感到“员额法官”这个称谓实质上约等于“职业劝人官”。
比如我经常劝我案子的申请人适当让步，以和解方式结案以便更快地拿到真金白银；
我经常劝我案子的被执行人换位思考，尽快履行义务以免上了失信黑名单影响孩子前途；
我经常劝我的书记员好好学习，将来考公务员要报市直别报基层；
我经常劝我的老婆孩子少发牢骚，从十月开始逢周六就加班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我也经常劝自己放平心态，自己选的这条路好歹也得走下去……
当然，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其实自己还活得糊里糊涂。小鹏在《背包十年》里说，我们要相信自己在某个领域是块真金，这是我们战胜生活磨难的底牌。《罗马假日》里说，读书或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我这朝九晚五的一辈子大概和身体的旅行绝缘了，好在过去的十年也是灵魂背包而行的十年。在法庭时和我对桌、在执行局和我办公室对门的程队长喜欢用“xx的故事”来命名他存放判决书的文件夹，比如“民一的故事”“义堂的故事”“方城的故事”“信访室的故事”“执行局的故事”（嗯，这就是他的履历）。我的背包里也攒了十年的故事，那是一次次是非对错、一桩桩聚散离合，等你泡壶好茶，我愿意讲给你听……（通讯员 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