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儿童在关爱中成长——评《儿童劳动的历史考察》
鲁网12月27日讯 要不要儿童参加劳动？从多大年龄开始劳动？劳动对儿童的成长有无益处？对这类问题，现代的年轻父母肯定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当你无法判断选择的答案是否合适时，不妨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儿童劳动。
最近读到的《儿童劳动的历史考察》一书探讨了历史上儿童劳动的是与非，可以看做是对今天轻视劳动现象的一种回击。
全书由绪论、正文（6章）、结语、附录与参考文献等部分构成。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一章的篇幅（第2章）介绍了前工业社会中的儿童劳动情况，亦即我们通常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儿童劳动的情况。作者认为，在这些社会中儿童参加劳动是儿童维持生活、“适应社会”的一种手段，通俗的说是儿童社会化的一种方式。其劳动的形式有做家务、参加农业生产、从事手工业、开采矿山，甚至当兵打仗等。当然“儿童参与的劳动还有许多。虽然不可能像有人所说，儿童在五六岁时就能从事几百种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成年人从事的劳动，儿童基本上都参与了。”（第113页）
第二部分用三章的篇幅（第3-5章）考察了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及全球主要国家（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使用童工劳动及其对童工劳动的规制情况。童工劳动是儿童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不阅读这方面的历史，你想象不出童工劳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厂中的儿童“从 5岁起，有时是从 6 岁起，更经常地是从 7 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 就参加劳动。个别的有“雇佣 2 岁到 2 岁半的儿童干活”。不同的行业情况有所不同，劳动相对较轻的部门雇佣的儿童年龄要小一些。比如，从事草帽辫劳动儿童的年龄，“在 4 岁，甚至 3 岁、3 岁半左右”。从事花边挑花的小工通常是“ 7岁，甚至是 5 岁或 4 岁的孩子”。在以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纺织为主的工厂中，儿童“在 6 岁，甚至 5 岁就参加劳动”。（第174页）。1832年，英国萨德勒工厂法案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开始正规工作年龄的 45 项陈述中，有一位说 5岁，一位说是“ 5岁以上”，9位说是6岁，12位说是7岁，5位说是8岁，5 位说是9岁，7 位说是10 岁（第175页）。难怪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说，“产业革命得以完成，实有赖于儿童的劳动。”（第193页）。不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这样，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期间都大量使用了童工劳动，从该书封面提供的两幅图片你也能想象出工厂使用童工的情况。由此也能更好的理解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1 页。）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也有其自我调节功能。工业革命期间过度使用儿童劳动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其危害并呼吁政府立法规制。这种规制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禁止。比如，历史上德国的一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工厂主，“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描述儿童的苦难，力陈使用儿童劳动带来的危害。更有人将使用儿童劳动的危害与国家的兵源相联系。哈登堡（von Hardenberg，1750-1822）在 1817 年时指出，儿童很小参加工厂劳动，往往会被束缚在那里。致使从事农业、家政的人员相应减少，最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工业的发展。儿童长期在工厂中从事艰苦的劳动，当国家遇到危难需要他们保家卫国时，他们却没有强壮的体力来做到这一点。1828 年，冯·霍恩将军在给国王的报告中也说，由于儿童在工厂做夜工，工厂区已经很难按照分配的名额征募到合格的新兵。”（第364页）。可见，过度使用儿童劳动潜在的影响到国家的未来。
第三部分用一章的篇幅（第6章），介绍了目前世界上的童工劳动情况和国际社会为在全球消除童工劳动采取的行动。书中提到，“2020年全球范围5-17岁的童工有1.6亿人，其中属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约有7900万人。从地区分布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存在着数量不等的童工劳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382页）。”针对全球性的童工劳动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国际劳工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合作以打击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比如，从2002年6月12日设立第一个“世界无童工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确定一个主题并举办相应的活动，用以提醒人们为消除童工劳动应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力争实现“预订2025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童工劳动的目标”（第450页）。
通观全书，作者认为 “儿童劳动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想伴随”。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生活技能有一个较长的学习过程，儿童期的生活要完全依赖他人照顾，在这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儿童要为成年后的生活接受训练和进行准备。这是“人”这一物种不同于其他物种之处。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参加劳动是儿童“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主要手段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儿童的劳动恰恰就是生活的学校。”很难区分前工业社会中的“儿童劳动究竟是在‘学习’还是在‘劳动’。 通过劳动，儿童习得生产和生活经验，养成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学会承担责任，从而利于其日后成为合格的组织成员。”（第467-468页）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儿童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接受教育、学习技能的成分越来越少。尤其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童兵、童妓等）成为人类社会难以接受的存在。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探讨儿童劳动的著作，也存在有待修改提高之处。比如学术史的探讨冗长拖沓，使用的一些术语存在前后不一致现象，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盛行的童工劳动几乎没有着墨等。这样做，或许有作者的考虑，但不如交代清楚更好。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代际相传的纽带之一”（第448页）。环顾我们周围，“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软化、在学校中被弱化、在社会中被淡化”并非个别现象。梁启超在其撰写于 1900 年的《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当儿童少年“劳动意识缺乏”“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时，可还会懂得“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的道理？尤其是当你得知“有高校学生把积攒的脏衣服快递回家去洗”的时候（第3-4页），你是否会有一种压抑感？
儿童少年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全球范围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对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寄予厚望。儿童该不该学会劳动、积极参加劳动活动，劳动对其健康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妨读一读《儿童劳动的历史考察》一书，或许会找到答案。（作者：张伟娜 临沂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