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根据地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评魏本权著《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

   鲁网临沂3月19日讯 魏本权所著《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革命动员视角下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2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围绕“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互动机制，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深化革命社会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该书的研究对象立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与中共革命进程的关系。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是新颖的选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相关研究就已展开，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本书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内容架构与具体方法上，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并非泛泛之作，乏善可陈。而是力求以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来观察、理解和诠释革命策略与互助合作之间的关系。该书的内容架构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首先，该书对1927—1949年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纵向历史梳理，以“革命与互助合作”为中心，在对传统互助与日常合作进行挖掘的基础上，就农业互助合作在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革命进程中的境遇与变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其次，该书着重讨论了在这场深及农业生产方式、劳动方式乃至根据地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群众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革命动员、合作运动所引动的乡村社会变迁。

　　该书对1927—1949年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纵向历史梳理。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之前就已存在的传统互助与日常合作对维持传统社会稳定运行功不可没，其两大基石是宗族血亲伦理与租佃雇佣借贷等契约制度，以宗亲伦理、社区邻里为依托，以道德教化与经济伦理为纽带，形成了覆盖整个乡村社会、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互助合作体系，这是中共革命之前乡村运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差序格局影响下的特征。对土地革命与农业互助合作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生产事务的直接介入始于深入乡村、推行土地革命之际，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改造并创新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资源，实现了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改造的双重目标，促进了苏区乡村社会变迁。关于租佃制度与互助合作的关系，该书强调租佃制度中的非对称性合作与互助，减租减息使得劳动互助合作的模式发生新的变化。而真正导致传统农业互助合作体系崩解的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中国共产党从两方面着手搭建新的互助合作机制：其一，在自耕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劳动互助与生产合作；其二，建立以供销合作为主的合作制度，以促进城乡交流、农工互惠，提供供销合作服务。

　　该书围绕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两个核心概念，力图通过对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研究实现研究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生产动员的考察扣合本书研究的重点。就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而言，传统革命史的研究往往注重了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及其效果，强调了“政策—效果”“动员—响应”的向度，以描述性与概论性的研究居多，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着重强调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面。这样就相对忽视了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生产动员的具体过程、基本机制、民众参与、党群关系等问题。本书针对目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展开研究，把这场运动视为中国共产党在生产领域进行革命动员的基本策略，条分缕析得解析运动中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的具体机制和运行机理，对“生产必须领导”“支部必须领导生产”等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该书以沂蒙解放区为个案，通过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深入解读，考察劳动互助合作运动中领导生产、思想动员（即思想启蒙）、经济动员的基本机制。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一套思想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的策略方法综合交替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与领域，形成了革命根据地生产动员的独特机制；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优化生产动员的机制与模式，最大程度地实现动员组织群众生产的目的。从此角度可以看出劳动互助合作演化而为群众生产运动的过程。该书认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共革命动员的基本策略之一，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造成乡村经济革命的高潮，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运动群众的基本革命策略，也是革命动员主导下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独特模式。

　　当然，本书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继续需要探索和继续深化研究的空间。在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把握、整体框架、基本概念的提炼与理论创新的落实上，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第一，该书的整体架构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切入，但在研究中逐渐偏向了山东根据地，对山东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着墨较多，总体上该书的研究侧重了山东、沂蒙根据地，而对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有所弱化。第二，对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关系阐述不够清晰。革命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动员群众生产的策略？还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动员的策略？似乎没有很好的界定清楚。笔者认为，在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之间探讨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应紧紧把握革命动员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即农业互助合作是中共动员群众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农村合作运动是自助助人、弱者联合的社会经济运动；二者不同的运行机制、运行模式决定了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独特性，对此独特性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作为革命策略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涵义之所在。第三，本书“整合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构建革命社会史研究范式”，力图在革命史研究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但该书的研究距离这一目标尚有差距。

　　综而言之，该书虽有上述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围绕革命中的生产与生产中的革命，探赜索隐，爬梳史料，求诸原始档案，征以公开出版文献，对一些学术界较少研究的租佃与互助的关系、“生产必须领导”“支部必须领导生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政党与群众、国家与社会、动员与纠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是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为深度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群众”与“赢得乡村”、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提供实证基础。在后续研究中如能弥补以上缺憾，定将会衍生出新的选题和问题，进而将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临沂市委党校 张道华）